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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讯】财政金融改革已是紧迫任务

发布时间:2020-10-17 00:45:19 阅读: 来源:工具车厂家

财政金融改革已是紧迫任务

随着国外市场持续低迷,一些专家学者预测,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有可能减缓至8%~8.5%。那么,明年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能否会启动?宏观调控政策将向何方转变?  近日在京召开的2011财新峰会上,专家学者们就此给出了自己的见解――短期“硬着陆”风险较小,但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已是推动经济自生发展的紧迫任务。  不会出现“硬着陆”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提醒,明年要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,房地产价格短时间快速下滑的风险,增速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、大面积亏损的风险,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,以及国际经济“二次下滑”对经济冲击的风险。  刘世锦表示,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,但这其中要面临资产泡沫和大企业垄断的风险。因此,要解决资金资源流向实体经济、中小企业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问题,并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,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。 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,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减弱,而消费仍然平稳,未来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投资。不同的是,他认为要转变资金来源,不能再仅靠形成高杠杆率的银行贷款或证券交易所,而是要调整债权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关系,发展鼓励创业、鼓励资本形成的金融机制。除了进一步发展正规的交易所市场,鼓励各式各样的PE(私募基金),也要鼓励民间投资,继续引进外资。  关于投资高增速,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,我国五年规划中第二、第三年投资增长最快的现象,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可能不会再现。之所以2009年、2010年作为“十一五”规划的第四年、第五年,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回落,是因为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刺激计划,因此,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维持在26%、27%的水平上。  “有些地级市经济规模和希腊差不多,有些省份的经济规模和意大利差不多,而债务负担率却达100%。如果进一步扩张下去,在换届之年‘大干快上’,那我们就可能把自己推到今天欧元区的窘境上了。”范剑平提醒说。  “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,就要和一个更长的周期联系在一起。”范剑平表示,“十二五”时期我国必须深化要素改革,让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。 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表示,中国的资本成本全球最低,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不是由市场决定。相关抽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,中国纯粹由于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成本要比美国多60%。这造成了中国结构性的问题,影响了中小企业发展和内需的扩大。  “一个国家公众的储蓄率很高,资本账户是关闭的,这个国家又没有欠多少外债,而且政府对于国内资源的掌控和支配能力很强的情况下,这个国家经济很难出现‘硬着陆’。虽然这样效率不一定最高,但在抵御外来冲击时却可以最有效。如果我们分清楚长期和短期,我相信短期我们不会出现‘硬着陆’。”高盛投资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表示。  辩证看待地方债平台 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贾庭仁表示,在现行财税体制下,基建领域的资金比例不断下降,地方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因此“出炉”,并承担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、建设和管理任务。  据贾庭仁介绍,国开行的平台贷款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、保障性住房、土地储备、轨道交通、水利等政府投资的热点领域。该行的平台贷款余额约占全国的25%,不良贷款率为0.27%,比全行的6万多亿资产平均贷款不良率还低约0.4个百分点。因此他认为,平台风险总体可控,贷款主要投向是国计民生急需的项目,有直接间接的稳定效益,与欧债风险有本质区别。  “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2009年以后,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度反映上。”贾庭仁认为,可以通过注资、重组、证券化上市等方式做实各地平台,推动平台的专业化、市场化和规范化,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公共投资领域,财政资金退出。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党组书记焦瑾璞认为,由于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失去金融管理权,地方政府对金融监管的积极性不强,监管的集中造成了金融体系往上集中,影响了基层金融、微型金融发展的积极性,所以应该重新探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“分权”问题。 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,由于现行预算制度没有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,很多作为投资行为的预算债务说不清楚,用什么来还债也是个问题。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,政府编出资产负债表,包括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,并明确地方债不能指望由一般预算结余来还,而要从资本预算来让地方政府统收统付,利润不够付息还本,就须把资产拿到市场上变现。 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所做的政府债务研究表明,大部分融资平台基本要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才能还债,很少能从项目本身的资金里还款。土地出让金在未来可能不够还地方债,因为现在拆迁安置、保障房、水利工程等很多项目都要靠这笔资金来开展,省下来的钱只有60%~70%。即使用50%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还债,也达不到地方政府债固定还息的水平。  但王志浩认为,这并不意味着危险。中国预算内收入2011年占GDP26%左右,加上预算外等收入共能达到30%~35%,且税收没有“上限”,中国经济总量每年的快速增长,能够缩小债务占比。  王志浩认为,让地方政府把新资产放在平台公司增加抵押物,甚至变卖资产还债,短期内实行难度很大,因为还没有相关政策出台。他建议,如果通过财政部或国开行发债从商业银行购买地方债,可以把地方债转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来,银行可以“解放”这部分资金,以用于增加中小企业贷款。国家财政也可以建立基建项目资金,并用来还债。  同时,王志浩也提出,地方债与我国财政和金融体制问题密切相关。长期来看,地方政府需要有更多稳定的税收来源,比如开征物业税,或由大银行收购地方股份制银行以控制风险。 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表示,地方债之所以会成为问题,是因为银行给地方平台的贷款为3~5年的信用,却用来支撑5~10年才能产生现金流的项目,产生了“期限错配”。如果不允许银行债务展期,必然在最近几年的偿付高峰期里,把所有偿债压力压在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个抵押品身上。  “未来可能的走向还是得中央政府信用出手。中央政府用一个长期的信用,把地方政府短期的信用‘顶’过来,短期上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,这能够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的制度建设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。”刘煜辉预测。  刘煜辉表示,中央集中处理地方债,能够为地方政府结构性减税提供空间。  “未来中国经济要走向‘去房地产化’,中国财政要走向‘去土地化’,这样,才会有‘软着陆’的宏观环境。”刘煜辉认为,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,是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过程,“大投资”又是怎么产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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