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资讯】财政金融改革已是紧迫任务

财政金融改革已是紧迫任务

随着国外市场持续低迷，一些专家学者预测，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有可能减缓至8%~8.5%。那么，明年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能否会启动？宏观调控政策将向何方转变？　　近日在京召开的2011财新峰会上，专家学者们就此给出了自己的见解――短期“硬着陆”风险较小，但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已是推动经济自生发展的紧迫任务。　　不会出现“硬着陆”　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提醒，明年要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，房地产价格短时间快速下滑的风险，增速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、大面积亏损的风险，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，以及国际经济“二次下滑”对经济冲击的风险。　　刘世锦表示，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，但这其中要面临资产泡沫和大企业垄断的风险。因此，要解决资金资源流向实体经济、中小企业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问题，并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，鼓励和加强这些领域的竞争。　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，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减弱，而消费仍然平稳，未来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投资。不同的是，他认为要转变资金来源，不能再仅靠形成高杠杆率的银行贷款或证券交易所，而是要调整债权市场和股权市场的关系，发展鼓励创业、鼓励资本形成的金融机制。除了进一步发展正规的交易所市场，鼓励各式各样的PE(私募基金)，也要鼓励民间投资，继续引进外资。　　关于投资高增速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，我国五年规划中第二、第三年投资增长最快的现象，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可能不会再现。之所以2009年、2010年作为“十一五”规划的第四年、第五年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回落，是因为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刺激计划，因此，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维持在26%、27%的水平上。　　“有些地级市经济规模和希腊差不多，有些省份的经济规模和意大利差不多，而债务负担率却达100%。如果进一步扩张下去，在换届之年‘大干快上’，那我们就可能把自己推到今天欧元区的窘境上了。”范剑平提醒说。　　“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，就要和一个更长的周期联系在一起。”范剑平表示，“十二五”时期我国必须深化要素改革，让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。　　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表示，中国的资本成本全球最低，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不是由市场决定。相关抽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，中国纯粹由于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成本要比美国多60%。这造成了中国结构性的问题，影响了中小企业发展和内需的扩大。　　“一个国家公众的储蓄率很高，资本账户是关闭的，这个国家又没有欠多少外债，而且政府对于国内资源的掌控和支配能力很强的情况下，这个国家经济很难出现‘硬着陆’。虽然这样效率不一定最高，但在抵御外来冲击时却可以最有效。如果我们分清楚长期和短期，我相信短期我们不会出现‘硬着陆’。”高盛投资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表示。　　辩证看待地方债平台　　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贾庭仁表示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，基建领域的资金比例不断下降，地方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因此“出炉”，并承担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、建设和管理任务。　　据贾庭仁介绍，国开行的平台贷款涉及领域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、保障性住房、土地储备、轨道交通、水利等政府投资的热点领域。该行的平台贷款余额约占全国的25%，不良贷款率为0.27%，比全行的6万多亿资产平均贷款不良率还低约0.4个百分点。因此他认为，平台风险总体可控，贷款主要投向是国计民生急需的项目，有直接间接的稳定效益，与欧债风险有本质区别。　　“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2009年以后，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度反映上。”贾庭仁认为，可以通过注资、重组、证券化上市等方式做实各地平台，推动平台的专业化、市场化和规范化，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公共投资领域，财政资金退出。　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党组书记焦瑾璞认为，由于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失去金融管理权，地方政府对金融监管的积极性不强，监管的集中造成了金融体系往上集中，影响了基层金融、微型金融发展的积极性，所以应该重新探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“分权”问题。　　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，由于现行预算制度没有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，很多作为投资行为的预算债务说不清楚，用什么来还债也是个问题。他认为解决之道在于，政府编出资产负债表，包括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，并明确地方债不能指望由一般预算结余来还，而要从资本预算来让地方政府统收统付，利润不够付息还本，就须把资产拿到市场上变现。　　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所做的政府债务研究表明，大部分融资平台基本要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才能还债，很少能从项目本身的资金里还款。土地出让金在未来可能不够还地方债，因为现在拆迁安置、保障房、水利工程等很多项目都要靠这笔资金来开展，省下来的钱只有60%~70%。即使用50%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还债，也达不到地方政府债固定还息的水平。　　但王志浩认为，这并不意味着危险。中国预算内收入2011年占GDP26%左右，加上预算外等收入共能达到30%~35%，且税收没有“上限”，中国经济总量每年的快速增长，能够缩小债务占比。　　王志浩认为，让地方政府把新资产放在平台公司增加抵押物，甚至变卖资产还债，短期内实行难度很大，因为还没有相关政策出台。他建议，如果通过财政部或国开行发债从商业银行购买地方债，可以把地方债转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来，银行可以“解放”这部分资金，以用于增加中小企业贷款。国家财政也可以建立基建项目资金，并用来还债。　　同时，王志浩也提出，地方债与我国财政和金融体制问题密切相关。长期来看，地方政府需要有更多稳定的税收来源，比如开征物业税，或由大银行收购地方股份制银行以控制风险。　　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表示，地方债之所以会成为问题，是因为银行给地方平台的贷款为3~5年的信用，却用来支撑5~10年才能产生现金流的项目，产生了“期限错配”。如果不允许银行债务展期，必然在最近几年的偿付高峰期里，把所有偿债压力压在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个抵押品身上。　　“未来可能的走向还是得中央政府信用出手。中央政府用一个长期的信用，把地方政府短期的信用‘顶’过来，短期上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，这能够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的制度建设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。”刘煜辉预测。　　刘煜辉表示，中央集中处理地方债，能够为地方政府结构性减税提供空间。　　“未来中国经济要走向‘去房地产化’，中国财政要走向‘去土地化’，这样，才会有‘软着陆’的宏观环境。”刘煜辉认为，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，是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过程，“大投资”又是怎么产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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